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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霍姆斯逝世后，在1937年的赫恩登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才重新启用清楚和现实的危险原则，并在20世纪40年代扩大至保护耶和华见证会的传教自由，以及不得强迫学童向国旗敬礼等问题。

社会组织的成立和运转基于民众的自主自愿，需要成员的合作精神。在企业社会伦理的建设上，应该遵此，发挥各种社会规范的作用，这才符合法治社会建设的初衷。

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可以给人带来的收益。由于企业对社会问题有重要影响力，包括劳动者权益、人权、环境保护、社会主流价值等，因此社会就有权利要求企业运用影响力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1.管理社会组织和个人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虽然政府服务与引导社会的比重呈上升之势，但依然脱离不了对社会的必要管理，行政管理依然是政府的最核心职能，政府要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组织和个人进行有效的管理。法治社会要求所有人都能享受必需的法律服务。书写民事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各种文书，参加庭审、发表代理意见。

（三）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中的作为 1.在社会角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 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与政府同样重要的社会服务的供给者。在理念的驱使下，社会组织在广泛的领域中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养老助残、特定群体帮扶、社区团结、抗灾扶贫、预防犯罪、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因此，大地法理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甚至使用这一概念。

他还以动物与儿童并举，因为动物像儿童一样，领有透破虚情假意的极高洞察力（布，152页）。这种观点对于地球共同体而言极具毁灭性（参见《荒》，122页）。这也意味着，我作为人是不完整的、贫瘠的、缺乏生机的。而这意味着，它要打破今人通过法律及其哲学所表达，同时也是后者加于我们的认识范围和架构，把以前被人们视为当然地排除在此范围之外的东西纳入其中，重新安排整个图景。

更令人振奋的是，二〇〇九年以来主要由南美洲国家、原住民组织和世界环保人士发起了一系列议程和活动。问题是，为什么会如此？该书的答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今天人类社会对世界的主宰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宇宙认识之上，作者称之为独立性幻觉，即相信人类的特性在于其与自然相分离的能力，进而，人类福祉的获得取决于其利用科技、依托市场对地球的开发，而非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悉心守护。

其三，作为原初词的我—你与我—它迥不相同，其中之我也因之而不同。其中规定：在生命繁衍和存在的地方，自然或大地母亲就有持存、延续、维系和更新其生命循环、组织、运行和演化进程的权利。（《我与你》，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法律让这一切具有合法性。

（布，31页） 在《我与你》写成约四十年后，布伯以简短方式回应了世人对其观点的若干诘问，其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的。这种认识出于他多次有过的体验：我与家猫的相互凝视，在人、猫双目相交瞬间对它之世界之重负的挣脱。歌中唱道：你和我/心连心/共住地球村……你和我/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更何况，作为当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是超大规模的大国在人地关系方面的内、外影响力之巨，已经将其居于整个图景的中央位置，而这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自然万物有声而无言，我们如何将之称述为你？我—你关系如何实现？布伯给出的例子是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场景：我凝视着一株树。因为这些法律，包括其基本原则、学说和哲学，以及由它们支撑起来的治理结构，本身就建立在这种独立性幻觉之上。

而在此过程中，法律的作用不可或缺。关系世界则否，它存在于我你之间。

毫无疑问，权利概念是主流法理学（同时也是主流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上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经由法律所建构的现实世界中，其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以上所述，诚为哲学家的个人体悟与玄思，却也可以为普通人所分享。按照这种观点，人权只是地球共同体成员享有的权利的一种，既非绝对，也不是最高的，正如人类的法理必须与大法理保持一致，人权也要同共同体其他成员的权利保持协调，并服从于作为整体的地球的权利。大地法理学确实称得上是前沿，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所思考的问题离我们还很遥远。与此同时，贝里又指出，地球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的权利有质的不同。与大地法理不同，大法理非由人定，它基于自然之法，即内在于万物的宇宙运行规律，而可以为人类所认识。

然而，它们又确实不易获得，甚至难以理解。你和我，我们，一家，共住，心连心……歌词简朴，却富于感染力，为什么？为什么是你，而不是他？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里有人类最自然、直接和朴素的情感，也有哲学家最深邃的思考。

这种权利包含三项基本内容，即成为其自己的权利，栖息的权利，履行在地球共同体不断更新过程中发挥其作用的权利。自然，与当今世界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论和组织相比，这些思想、活动、组织所代表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们无疑是塑造世界未来的力量。

根据贝里的观点，权利产生于存在的源头。宇宙是所有主体的共荣共生，而非客体的集合，而作为主体的宇宙共同体成员都能够拥有权利。

换言之，权利因物种不同而异。这些，由不久前译为中文出版的一部大地法理学论著《地球正义宣言——荒野法》（英文原书题为 Wild Law: A Manifesto for Earth Justice。因为在他看来，泰初即有关系，在求知之原初性中不可能觅见‘我思故我在，其间根本不存在最原始朴素的主体观念。原因很简单，如果它们最终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个世界将没有未来。

下面要提到的大地法理学就是此类思考在法学中的一种表达。从民间机构组织的专项研究，到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及生态评估报告，可谓汗牛充栋。

比如《荒野法》提到的印度地球民主运动，在为人类找回了前消费主义的文化认知，赋予种子、食物、水和土地等以神圣之维方面获得相当成功（《荒》，299页）。由此出发，就有必要废除传统法理所支持的某些权利或[对之]做出重大修正，将土地和生物界定为人类拥有和使用的财产的观点即属此类，因为它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即人类作为主体单方面地去主宰被视为客体的地球共同体其他成员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孩童、动物授予我们何等高深的教育。他不是满腔热情地观照它，反而是冷静地观察它，分析它。

在一个原住民部落成员看来，人们发明公司之类的虚拟生命体，赋予其巨大权能，并不遗余力地用它来毁坏自己的自然栖息地，这种观念和做法又是多么的不可理喻。这样做的困难，不仅在于它涉及固有意识的深层结构，而且在于既有语言和概念往往无法表达新的经验。最后，当我们摆脱思维的成规旧习，超越一切羁绊去自由地正视这敞开自身的实在，则从石块到星辰的浩瀚领域都可以被纳入我—你关系之中。在后者中，无需改变此原初词本身，便可用他和她这两者之一来替换它。

然而，我在凝视一棵树时也可以进抵另一种境界，在此境界中，我无需摒弃关于树的各种知识，而是让它们融汇于树的整体性和唯一性之中。可以想见，在许多人眼里，《荒野法》的这些观点属于激进无疑，而对于那些还汲汲于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实现人权和财产权的法律人来说，此类观点更是荒谬和有害。

当我凝视一棵树时，作为经验对象的树可以依其属性向我呈现出不同样貌，如此，我将树分解为不同功用而加以利用。（《荒》，106页）人们在谈论非人类生命甚而非生命存在的权利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困境。

这意味着，大地法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新的语汇，用以描述和规定地球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荒野法》）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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